[10] 上述有关宪法实施的界定只是晚近的学理解说，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侧重从法律的角度解释宪法实施。

实施排挤的领导干部除承担前述禁止排挤之行政处分或法律责任外，还需向被排挤员工赔礼道歉并履行相应的民事赔偿。[40]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财政部条法司综合处原处长王进杰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以对抗组织审查[24]、北湖五毒局长陈全彪想方设法培养亲信助其敛财[25]即为该类行为的典型。安徽省上半年就违反‘八项规定处理千余人[29]即为典型，从而严重影响所涉党政系统的正常运行，扭曲了相关领导干部的正常行为逻辑，并给政府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超出部分经向所在单位监察部门报告、批准后，领导干部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其上缴到廉政账户[34]。既有规范设定下的正常人情识别标准较为模糊、非正常人情识别标准不够周延，进而促生了隐身敛财方式逃避规制、山头主义盛行阻碍查处的现实监察困境。通过网购、扫二维码找到网店兑换礼金[18]与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在其组建的公务员培训群中索要红包[19]即为典型的网络送礼。

以常见的经营场所挂靠为例，除所涉监管部门通过日常证照申领核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实施监察以外，相关社会组织也可就从业人员职业资格、经营流水标准化管理等方式实施行业自我监督，普通公众则作为普通消费者可就其实际经营过程中挂名敛财的异常现象进行举报监督。另一方面，就救济途径而言。要加强对审判权的监督，制定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8)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司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施加的压力日趋加重，以致出现司法的主客场现象，构成对司法统一、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的巨大挑战。这既有利于调动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又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的办案责任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作为治国理政主体的国家机关，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职权，严格公正依法办事。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一定角色，即有一定岗位或职务，相应地，也就必须且应当承担与其角色相适应的义务。做过法院院长的人都明白，对于冤错案，法官个人真地负不了责任。

我国检察机关对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贪污受贿行为的法律监督，督促起诉制度，法院检察院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建议，都属于制约公权的制度化活动。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第三，改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这就必须改革法官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推动法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制约公权是现代司法的重要功能，它主要是针对行政权力，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行政权力的运行纳入法治轨道。这表明，要认真对待司法责任制，谨慎实施错案追究。受动性或被动性的简明表达是不告不理，不告不立案、未告的事项不由法官提起。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司法改革事项，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案件，不经过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的评议或讨论决断，不经过庭长或分管院长审查，径直由法官直接签发判决书，那是很危险的。(2)违反规定私自办案或者制造虚假案件的。

[20]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24]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有些法院把审判委员会当作行政化的东西加以否定。按照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二大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属于审判实体，而且是人民法院最高审判组织，所以不能违宪违法地把它排除在审理者、裁判者之外。习近平关于司法和司法权、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司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有序推进。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多年来，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国家治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司法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我国，司法机关是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在内的。

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这意味着律师自由并不是指律师可以为所欲为，律师执业是受到法律规范、律师行业自治规范和法律职业道德约束的。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内部有法官身份的人很多，但多数法官不办案、不能办案(没有能力办案)、不愿办案，导致办案法官任务重、压力大、地位低、风险高、升迁困难，因而要求转到审管、政工、行政部门工作，甚至辞职改行，造成优秀法官大量流失。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司法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进。

关于权利救济(保障权利)。第六，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2)主持案件开庭、调解，依法作出裁判，制作裁判文书或者指导法官助理起草裁判文书，并直接签发裁判文书。对公众关注的案件，要提高透明度，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平等自主是为了保证法官没有顾虑地发表关于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的独立见解。在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有权力也有责任审理具有全局性、类型性、敏感性的案件如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解决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6]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2、102、78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都反复强调司法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

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指出：律师的作用是为一切需要诉讼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与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其目的在于充分保护人人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或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此，律师的独立和自由是律师能够抗衡权力、捍卫人权的基本条件。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和司法改革的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这些虽不是法律规定的司法民主形式，但这种由司法改革文件确定的司法民主形式很有必要、十分及时。

坚持审级独立，每个法院、法官遇到复杂疑难案件时就不会要求上一级法院内审，而是认真负责、正确适用法律，这就是司法责任制的内在逻辑。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在司法规律是什么、有哪些规律的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共识。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是司法职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发展对于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高效地行使司法职权，推进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深远意义。

提出要落实严格的证据规则，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9]。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相关诉讼法、《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各类司法人员和审判组织的职责和权限，并规定凡是进入法官员额的，都要在司法一线办案。

司法权运行既有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又有特殊规律，其最显著的特殊规律是行使(运行)的独立性。[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8、67—68、69、67页。

在深人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亦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专业法官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创新和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提出了既高屋建瓴又求真务实的见解，创新了司法理论，凝聚了改革共识。